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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是从发生学上讲的，从国家的起源上判断的，我认为并不冲突。
两种契约：拥有理性和权利的个人对应然社会的想象 我分析过三种社会契约论，第一种是霍布斯的（1651年），第二种是洛克的（1689年），第三种是卢梭的（1762年）。必须强调的是，上述契约社会通常都是指社会的实然状态，其面临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个人为何要服从契约？二是不同的契约组织互相冲突怎么办？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契约社会非但不能整合，而且是不稳定的。
换言之，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没有超越视野，为了其成为整合性共同体只能强调主权国家，即朦胧的民族意识。霍布斯的这一理论恰好言中了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的形态。宪法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蓝图，首先必须阐明立法权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接着叙述个人如何构成国家，如代议制的结构、立法的过程和政府的运行机制。换言之，民族国家和契约社会是一体两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物。因此，民族主义的第三个要素是民族自决。
第一，个人必须拥有权利，且认为它具有可欲性。无论是爱国心，还是民族情感，直到这时才作为民族主义的组成要素，进入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并获得超越视野所赋予的正当性。多数学者也倾向将迁徙自由定义为在国内自由选择居住地以及出入国境的自由。
[20] 赵宏：《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及其问题》，《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48]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362页。[26] 从具体的政治权利类型来看，迁徙自由和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间会形成互动和关联。后城市化时代还可能面临着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这也要求尊重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除了在形式上应当满足法律保留的规定，对迁徙自由的限制在实体上也应当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18]第二，迁徙自由具有受益权功能。
[44]概而言之，美国关于迁徙自由的法律渊源有四个：美国宪法第4条第2款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条款、国会对于州际贸易的管理权力、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的特权和豁免条款、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的正当程序条款。迁徙自由的保障是经由美国法院对于宪法相关条文的解释，从而使其纳入宪法保障范围之内。其六，对于军人、公务员、预备役民兵等特定人员的迁徙自由限制，这些人的特定身份导致其权利本身就受到克减，因而可由法律作出限制，或者由行政法规、军事法规作出限制。[16] 参见赵宏：《从基本权限制条款看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及其价值》，《中研院法学期刊》（台北）第12期（2013年3月）。
笔者认为，对于迁徙自由的限制可以分为以下基本类型：（1）基于特定主体的限制，比如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军人的迁徙自由给予的特殊限制。然而，随着基本权利的主体扩展以及全球和区域一体化的趋势，迁徙自由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逐步及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顺利运行的前提，若是迁徙受到严格的限制，则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也难以展开。[10]在这两方面意义上，迁徙自由虽然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利，也不是典型的经济权利，但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功能，有助于塑造市民社会和民主政府。
从现实的角度看，落实迁徙自由的平等权面向，确实存在一些争论。不过，基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对于限制基本权利条款的扩张解释应当是慎重与谦抑的，因而由行政法规所创设的限制迁徙自由强制措施的合宪性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思考。
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事实上明确了迁徙自由的法律保留原则，即对迁徙自由限制的限制必须由法律作出，此处的法律一词应被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议会法案或相应的普通法之不成文规则。（3）作为兵役措施的限制离开居住地或者登记地，即我国《兵役法》、我国《国防动员法》和我国《预备役军官法》规定的在实施国防动员之后，动员范围内的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预备役军官不得擅自离开兵役登记地。
然而，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却规定了监察机关已通知立案的，未经监察机关同意，被调查人员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不得批准被调查人员出境，这事实上限制了被调查人员的迁徙自由。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向城市迁徙并且顺利融入城市的过程。[39] 李建良：《德国基本权理论揽要》，《月旦法学教室》（台北）第100期（2011年2月）。比如《魏玛宪法》第111条就规定：一切德国人民，在联邦内享迁徙自由之权，无论何人，得随意居留或居住于联邦内各地，并有取得不动产及自由营生之权。[32]然而，由于对迁徙自由的定义差别，上述统计未必精确。在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强制迁徙往往与种族屠杀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
城市化的实现，就要求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特别是为进城的新市民提供平等的政治待遇和社会保障。卢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在缔结社会契约时，如果出现了反对者，则社会契约不应该把反对者包括其中。
概括而言，虽然迁徙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关系，并不如它与行动自由、经济自由的关联那么密切，但是迁徙自由对于政治权利的实现也具有特殊作用。（二）迁徙自由的宪制功能 迁徙自由对于商贸发展和社会流动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宪法语境中的迁徙自由还有更为重要的宪制功能。
这些限制需要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进行审查和控制，即在形式上要根据其不同面向适用不同的法律保留标准，在实质上要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其二，具有迁徙移居的现实需求，存在迁徙和限制迁徙之间的较量和博弈。
[37] 温家宝：《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3年第2号。[17]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6页。特别是在统一国家内，不同的地方政府落实政治性权利的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此时公民就倾向于往政治更加透明、政府更加清廉、言论更加自由的地区流动，因为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一般也更为优质和高效，政府对于民意的反馈更加及时和真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的迁徙自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五，在对外国人适用驱逐出境的附加刑或行政处罚时，此时关系到我国《立法法》9条规定的关于犯罪和刑罚适用绝对法律保留的原则，因而不宜授权给国务院进行规定。以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隔离治疗为例，限制特定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病人，其目的在于保护公共卫生、保障社会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因而其目的是正当的。
[28]就此而言，中国目前虽然已经实现了决定是否迁徙的平等，但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充分给予新移居的公民平等的待遇和机会。在作为非常政治的制宪阶段，居留和迁徙代表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理念认同与否。
将中国法律中限制迁徙、居留的法律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将其简单分为以下几类：（1）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即我国《刑法》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6]在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公民的自由迁徙在原则上不应受到阻碍和限制，这将有利于不同地域的居民相互交流和融合，消弭地域之间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形成高度同质化的政治共同体，这是建立和巩固统一国家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
[48]结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可知，既然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属于法律保留的重大性事项，而限制迁徙自由的措施在强度和范围上均不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并不当然属于绝对法律保留的范畴。相关比较研究也表明，人口的自由迁徙并不会带来城市的不稳定，反而是隔离性和歧视性的措施会滋生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我国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而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还需要以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准。[50]在对迁徙自由的实质审查中，同样也适用比例原则：第一，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去限制该项自由。
[30] 参见杨成良：《州际竞争与美国福利政策的调整（1969-1999年）》，《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24]质言之，确认和保障迁徙自由的实质就是承认和尊重人的理性和经济规律，认识到人类有能力通过自我调节，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状态。
[35]由此户口成为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制度壁垒。在现代国家中，公民既可以用手投票（选举权），也可以用脚投票（迁徙自由），二者均是表达公民政治偏好、体现公民主体意志的重要方式。
（2）基于特定时期的限制，比如在紧急状态和突发事件中对于公民迁徙和居住的限制。[46]据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国规定限制出境的制度既有法律上的，又有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明显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